“1997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,叔叔,我真的是烈士的女儿吗?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声,声音不大却直击高子刚的心。听筒这头的年迈老人猛地坐直,努力压住颤抖:“孩子民间配资公司,你亲生父亲叫高瑞欣,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。”一句话,说得他泪水夺眶而出,也揭开了一段被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家国往事。
19岁那年,高瑞欣在冀中平原的抗属中学念书。1942年秋,日军扫荡逼停课堂,他和三名同窗摸黑翻过封锁线,投奔八路军。几天后,延安的窑洞里亮起一盏汽灯,教员在花名册上写下一个新名字:高瑞欣。从此,他与“学生”二字诀别,成为作战参谋的种子。
1947年3月,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悄悄在晋南黄土塬上搭起一排土屋。彭德怀缺人手,宋英奇推荐:“有个小高,心细、人灵,还肯吃苦。”高瑞欣赶到司令部,翻开第一份敌情表就发现数字对不上,忙连夜更改。第二天汇报,彭德怀一拍桌子:“这才像个参谋!”一句夸奖让小个子青年笑得露出酒窝,也让两人结成了半师徒半父子的关系。后来一到战役间隙,彭老总就喊:“小高,下两盘!”棋盘前俩人斗嘴没人让步,警卫员悄悄说:“这哪是首长,下棋像街坊。”
1949年9月,高瑞欣奉命去西柏坡参加中央军委大动员。会前,彭德怀递过一张假条:“回家看看,八年没见父母了。”短短七天,他不仅见了双亲,还与乡邻介绍的李翠英订婚。新中国成立后,两人先在兰州团聚,再赴西安面见彭德怀。首长摸着高瑞欣的肩:“好好过日子,仗还没打完哪!”说着又把他调回作战科。
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,9月下旬,彭德怀组建志愿军,高瑞欣的调令随第一批机要文件飞往兰州。他匆匆向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告别,临走只留下一句“先把孩子生下来,等我凯旋”。谁也没料到,这竟成永别。
11月18日,高瑞欣抵达大榆洞。司令部里还有一位年纪相仿的参谋——毛岸英。两人都新婚在身,闲谈离不开“回国后给娃取什么小名”。毛岸英说叫“宁宁”,寓意安宁;高瑞欣笑:“那我闺女就叫‘坤坤’,别走散了。”
七天之后的上午11点,四架F-51在头顶轰鸣。第一次警报解除后,房间里只剩岸英、高瑞欣和两名值班员。十分钟的空档,他们抓紧核对第二次战役部署。警报再次响起,敌机抛下上百枚凝固汽油弹,火舌瞬间封死通道。门外成普嘶吼:“快出来!”木制隔板轰然倒塌,一切归于火海。16时,彭德怀给军委发出那封仅114字的电报,写到“毛岸英、高瑞欣被烧死”时,笔尖在宣纸上停了足足一分钟。
1951年春,李翠英在兰州产下一女,取名彦坤。军区领导暂未告知噩耗,直到满月宴后才递上烈士通知书。年轻的母亲双腿一软,当场昏厥。擦干眼泪,她决定把悲痛埋心底——先要养大孩子。
1954年,志愿军干部部建议将毛岸英遗骸运回北京。彭德怀复电:留在朝鲜,同牺牲的高瑞欣合葬,以示并肩作战。周恩来批示“同意”,刘少奇、邓小平附签。然而一年后,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只见毛岸英墓碑,高瑞欣却不在旁。1956年,成普回朝鲜检查防务,站在墓前发愣。返京后,他向彭德怀汇报,彭老总沉默许久,没有解释。档案里留下的,只是一句“安葬方向另行协商”。
时间推到1970年代,李翠英带着女儿改嫁老战友杨守信。她怕给新家添阴影,再度封存过去。孩子上学时问起父亲,她只说“抗美援朝的英雄”。这一藏,就是二十多年。
1997年央视播出《毛泽东和他的儿子》。剧中高瑞欣被写成“饶阳人”,河北安国乡亲炸了锅。“得给小高正名!”77岁的高子刚坐夜班火车进京,敲了好几扇门却无果。正发愁时,堂妹高秋荣递来一个电话——李翠英侄女的联系方式。几经辗转,电话终于拨通,听筒那端传来陌生却熟悉的哭声。杨彦坤第一次知道,片中的“高瑞欣”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生父。
当年9月,杨彦坤踏上安国的土路。家门口,高子刚攥着001号《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》,红印早已褪色。女孩双膝跪下,紧紧抱住老人。47年,亲情与战火的空档,被一纸证明、一声“爸”填满。
那之后,杨彦坤开始四处搜集资料,写下《寻找父亲高瑞欣》一文。她曾去桧仓,面对无名方碑轻声询问;也去北京军博,翻阅发黄的作战记录。墓地仍无确切下落,但她不再执拗于石碑的位置:“父亲与战友并肩而眠,无论哪片土地,都是最好的归宿。”
有人问她为什么坚持。她笑说:“母亲教过我,做人得有根。今天我知道了那根在哪里。”话不多,却掷地有声。
讲故事的人到这儿收住笔尖。1950年的熊熊烈焰,烧毁了年轻生命,却点亮了后人找寻真相的火炬。高瑞欣没留下照片,毛岸英也未能留下后代,可他们共同的牺牲,让“并肩”二字有了最沉甸甸的分量。烈士或许无须传世雕像,只要家国记得,血脉记得,那副刻着名字的砖块便永远鲜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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